警惕公权力运行中的内卷现象(3)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通过这句话引出改革开放的一个成功秘诀，那就是用“实践成效”检验一切改革方案的成功与否，既不唯旧，也不唯新。这是对创新的一种平衡理解，有效的创新并非是去掉旧的，换上新的那么简单，而是尽可能在新旧转换和功能协调中产生出最大的效益。

也许更重要的问题是创新由谁做出。显然，创新不是某个人的事，而是存在不同的创新主体，他们共同形成了某种创新主体的结构。这个结构也需要某种平衡。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需要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以中央和地方为例，1956年，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于是，发挥“两个积极性”后来被写入宪法。改革开放过程中，邓小平同志进一步强调：“过去讲发挥两个积极性，无非是中央和省市，现在不够了，现在要扩大到基层厂矿。”邓小平同志完整的意思是调动中央和地方、国家与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让这种积极性在改革开放的洪流中充分发挥出来。

改革的实践就如走路，左脚右脚不可能同时迈出，因此，任何一个时点都不可能出现完全的平衡。改革开放前期，中央不断下放权力，充分调动了地方和基层的积极性，地方和基层干部、群众迸发出了空前的创造力，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打开了改革开放的新局面。然而，地方创新的活力与宏观秩序的失控可能是相伴而生的。为了解决因活力而带来的失控问题，中央加强了自身的权威，有效地进行了各种宏观层面的调控。

再到后来，则不仅是宏观调控问题，而且因为前期改革利益的固化而导致宏观创新乏力的问题。往严重一点说，就是改革的“中途锁定”问题，即一段时期的改革形成的利益格局反而成为进一步改革的障碍，使得国家无法在新的基础上进一步向前快速发展。所以，党的十八大之后，党中央迎难而上，勇于担当，在全面深化改革中进行宏观层面的攻坚克难，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重大胜利。当前，广大的地方干部并非没有创新能力，而是少数干部害怕自己的“创新”会“出事”：一方面害怕自己的“创新”不符合上级领导的意图，另一方面害怕自己在“创新”过程中会被别人抓住把柄。于是，少数干部有了但求无过的想法，但又想“表现”得勇于担当和“创新”，于是便整天忙忙碌碌地“创新”，但并不是主动地旨在解决实际问题的“创新”，而是被动地想着如何得到上级领导肯定的“创新”。所以，才有“不切实际的创新推广”一说。这类没有实际效果、人民群众也没有“获得感”的“创新”实则是某种表演式的“伪创新”。在那么多所谓的“内卷”现象中，这种“内卷”可能是危害比较大的，因为“伪创新”主体可能会是各地方、各部门的“一把手”，也就是“关键少数”。

“伪创新”其实是比原本意义上的“内卷”更严重的问题，后者尽管是现有模式中某种“量”的增加，但仍然可能是正向的收益，而前者则完全是负向的成本。这些年来，在持续从严治党下，各级干部犯政治错误和贪腐错误的空间缩小了，但“假落实”“伪创新”之类的行为似乎较难遏制，有的地方甚至愈演愈烈，少数基层干部忙着给个别“关键少数”造光环，有的“关键少数”似乎已经找到了某种生存之法：“只要不踩高压线，上上下下任我转；转好一步能登天，转坏回家过个年。”

如何解决“伪创新”问题呢？就纵向治理体制的安排来说，在各个大国中，中国发展出了复杂的弹性机制，在这种机制中，从中央到基层，各个层级都有大小不同的创新空间。在当前这种纵向治理格局中，需要进一步考虑各层级创新结构的协调性问题。过去推行权力下放，的确扩大了地方的创新空间，但下放的权力有时难以受到有效监督，少数地方借“创新”之名，行“掠夺”之实的情况时有发生。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强化了自上而下的监督，但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对于一个巨型国家来说，长久之计还是要地方拥有必要的“自主权”，要将“赋予省级及以下政府更多自主权”落到实处。可以说，当前中国具备了再一次“权力下放”的条件，这种条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当前中国已经形成稳定的中央权威；二是当前中国已经建立长期有效的纪检监察体系，不用担心地方出现大规模的贪腐失控。更重要的是，中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后，要实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任务，需要掀起新一轮全国性创新热潮，而“权力下放”则是掀起创新热潮的必要条件。

文章来源：《中国科教创新导刊》 网址: http://www.zgkjcxdk.cn/qikandaodu/2021/0627/70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