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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公权力运行中的内卷现象(2)

来源:中国科教创新导刊 【在线投稿】 栏目:期刊导读 时间:2021-06-27
作者:网站采编
关键词:
摘要:第五阶段,“内卷”概念在2020年迅速地大众化。也许因为新媒体的力量,一些在大学里学习了“内卷”概念的年轻人,便将日常生活中的各种类似现象都

第五阶段,“内卷”概念在2020年迅速地大众化。也许因为新媒体的力量,一些在大学里学习了“内卷”概念的年轻人,便将日常生活中的各种类似现象都称之为“内卷”,如大量的作业、繁重的工作、烦人的“内斗”等,似乎“一切皆可卷”了。这个概念被广泛运用之后,便用来批评某些消极重复和停滞不前的现象。

当前公权力运行中存在的“内卷”问题

也许我们应该从“中性”的意义上来理解公权力的“内卷”。其相反的含义应该是“结构性创新”,这种创新总体上指向一种新的“模式”。中国在启动改革开放时,常提的一个概念是“体制改革”,这种“体制改革”其实就是指向一种新模式的结构性创新。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那种向内的、保守的、重复的、量性的变化大都被视为负面的东西而受到批评,“内卷”则刚好给这种批评提供了一个似乎合适的概念工具。一切与走向新模式的结构性创新相背的现象都被视为“内卷”。实际上,即使出现了一种新的模式,模式内也会有相应的非结构性“量”的变化。当这种模式走向某种稳定状态时,这种“量”的变化也可称之为“内演”或“内卷”。

所以,不宜一概地否定“内卷”,要否定的大概是那种没有“效率”的“内卷”。即使是这种“内卷”,否定起来也需要慎重。譬如说,有些似乎“内卷”的安排不是出于“效率”考虑,而是出于“公平”考虑,或者仅仅是出于“生存”考虑。譬如说一些由政府财政支持的公益性岗位,主要是为了解决一些贫困人口的就业问题,而不是出于对岗位本身的效率考虑。

如果用“向内演化”或“内演”来翻译“involution”,某种“中性”的含义就可能得到更好地理解和强化。当“体制改革”或“结构性创新”到达一定阶段,新模式就需要某种稳定的运行,运行中就需要某种“量”的增加或累积,这样一种“内演”是改革过程中所必需的。

将公权力运行中的“内卷”作为一种负面现象去批评的,主要是针对“旧体制”或“旧结构”惯性下的某些“量”的增加,它不仅不能带来预期的“正”的效益,而且其本身就是一种不必要付出的成本,对“正”的效益起着一定的阻碍作用。这个不宜叫做“没有发展的增长”,而是“没有效益的付出”。反过来,“非内卷”现象如“没有增长的发展”,也不是值得肯定的现象。譬如说,有的发展中国家进行所谓政治体制的变更,发展出了新的政治模式,但该模式并没有带来有意义的“增长”(不只是经济增长)。这种现象当然不是“内卷”,而是某种失败的“演化”或“外演”。

对于已经有四十多年改革经验的中国来说,一方面需要对发展出的有效体制进行“巩固”和“提升”,另一方面需要进一步对无效的体制进行深化改革。这些无效的体制不仅指改革前的旧体制,而且也指实践证明不成功的新体制。因此,我们讲“改革没有止境”就是这个意思。在当前阶段,有的干部,尤其是个别“关键少数”可能会产生畏首畏尾、固步自封的心态,于是,他们创新的主动性下降,甚至被现有的结构锁定,得过且过。这是当前公权力运行中最大的“内卷”问题。

克服公权力“内卷”,形成更加健康的政治有机体,需要重视创新的结构性平衡,调动各方面创新的主动性,尤其是地方的主动性

近些年来,有人担忧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中等收入陷阱”现象在中国发生。“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表现就是人均收入达到某个阶段后,出现了增长乏力和贫富差距拉大的“治理双输”局面,其核心症结在于政经精英变成类似杜赞奇所说的“政权内卷化”过程中的“土豪劣绅”,其“掠夺性”超过“生产性”,既不能通过经济领域的创新进一步提升发展能力,又不能通过政治领域的创新有效应对社会分裂。这里面不只是所谓“内卷”问题,可以说是变迁过程中所出现的新旧双重体制的功能失调问题。这种失调问题在任何现代化过程中的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但是中国为什么没有发生一些发展中国家所出现的总体性功能失调现象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可能在于中国既不片面相信旧体制背后的旧理论,也不片面相信新体制背后的新理论,强调“我们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在动态的改革实践中让新旧体制的优势都尽可能地发挥出来,产生快速而稳定的发展效应。

譬如说,中国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一方面,通过市场体制的驱动作用,让不同的经济主体都焕发出新的活力;另一方面,通过利用既有体制的优势,不仅能够向内挖掘潜力,而且对市场体制和市场主体能够起到正面的加持作用,同时还能够对市场的弊端加以校正和补救。如此这般的结果,使西方人认为中国是在一种不成熟的或不太像的市场体制下产生了难以想象的产出效率,让其中的市场主体迅速地成长起来,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全球也具备越来越强大的竞争力,同时中国通过创新性的财政平衡、社会保障、扶贫攻坚、环境保护等措施,有效应对了快速发展时期的贫富差距、阶层固化、社会衰败、环境污染等问题,从而逐步实现增长与公平之间的协调。

文章来源:《中国科教创新导刊》 网址: http://www.zgkjcxdk.cn/qikandaodu/2021/0627/7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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